二線城市的半導體戰爭

時間:2019-07-12

  從武漢、合肥、西安,到成渝、廈漳泉,主政一方的二線城市長官先後意識到芯片半導體産業這座大金礦。盡管沒有可與北京、上海等超級城市匹敵的技術研發人才與實力,但借助芯片半導體大廠開拓市場的契機,這些二線城市利用其土地、政策和市場紅利開始在芯片半導體産業鏈掘金。
   郡縣治,則芯片半導體立。
  在地方政府的招商版圖中,芯片産業鏈公司正在成爲曾經落寞、但現在卻最受待見的座上賓。在經濟增長趨緩、土地財政難以爲繼、地區之間經濟競爭越發激烈的背景下,大的芯片半導體項目正在成爲地方政府之間競相搶奪的香饽饽。
  從武漢、合肥、西安,到成渝、廈漳泉,這些二線城市先後意識到芯片半導體産業這座大金礦。盡管沒有可與北京、上海等超級城市匹敵的技術研發人才與實力,但借助芯片半導體大廠開拓市場的契機,這些二線城市利用其土地、政策和市場紅利開始在芯片半導體産業鏈掘金。
  但是,對于二線城市來說,想要談“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fab廠、IDM廠與地方政府的匹配與落地,猶如一場代價昂貴的戀愛。
  武漢造芯十三年
  武漢新芯,是這座城市芯片産業的奠基石與靈魂。
  武漢·漢江夜景武漢·漢江夜景
  2006年,武漢新芯開始建設,2008年,武漢新芯開始量産,其投資規模上百億,是當時華中地區唯一的12英寸芯片生産廠。在初成立之時,由于湖北省和武漢市既無人才,又無技術,武漢新芯由中芯代管。
  從2006年到2012年,武漢新芯幾乎複制了上海國産芯片廠商的所有曲折。該走的路,該趟的雷,一個都沒少。
  首先,新芯試圖以DRAM作爲主要産品切入國際市場,但剛量産就迎來DRAM價格暴跌,公司不得不轉換至閃存。相較之下,上海華虹比新芯幸運的地方在于,華虹抓住了DRAM上行周期的尾巴,在量産當年就實現了盈利。而武漢新芯06年開建,08年投産,時逢金融危機與半導體周期急轉直下,連周期的尾巴都沒有抓住。
  其後,武漢新芯聯手美國閃存廠飛索半導體,試圖依靠飛索的技術轉移至既有市場存活下來。但不幸的是,2008年的這最後一根稻草也自身難保,當時飛索瀕臨破産,武漢新芯幾無訂單。
  半導體周期整體下行,無論是DRAM,還是閃存,都面臨量價雙殺的慘烈局面,在外國廠商虧損經營、尚不能滿負荷運營産線的條件下,國産廠商必受池魚之殃。周期不景氣,只有地主家才有余糧。武漢新芯嗷嗷待哺,卻吸引來禿鹫的注意。
  當時,台積電、美光等外資收購方都看中了武漢新芯。彼時,武漢新芯已經量産,且爲中芯托管,外資芯片大廠買下武漢新芯,等于說在中國市場又添一個成熟的生産據點,而且還能遏制中國市場的競爭對手,不失爲一石二鳥之計。
  所幸,2011年,中芯與武漢市政府達成協議,雙方成立合資公司。
  不過,在此前CV智識《上海灘造芯往事》一文中,也曾提及,中芯時任董事長江上舟在此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不幸的是,2011年江上舟去世,中芯也遠未從內憂外患中恢複。中芯與新芯,成了難兄難弟,兩家待在一塊,誰都不好過。
  隨後,機緣巧合,2012年8月,原中芯COO楊士甯加入武漢新芯,2013年,武漢新芯從中芯獨立。在拉到兆易創新的存儲芯片大單、與飛索聯合將NAND存儲器工藝由55nm推到32nm之後,武漢新芯贏得了大基金的青睐,在國家存儲基地的競爭中勝出。2016年,國家存儲基地在武漢啓動,在武漢新芯的基礎上,成立長江存儲。
  在武漢新芯漫長的發展曆史中,當政府補貼遇上合適的企業領袖與極佳的時機之後,這家企業才實現了絕地逆轉。從醜小鴨到白天鵝的瞬間轉變,並不能回避武漢新芯前期在經營上的無奈。
  地方政府與外資合作、實現技術引進,但關鍵問題在于:波橘雲詭的半導體周期不隨人的主觀意志變化,一旦失去強援,地方政府上哪裏去找投出去的真金白銀?所以,聰明的做法是內外市場兼重、兩條腿走路的策略。
  一位芯片業內資深人士表示,武漢新芯的成功,很有一股湖北人的狠勁在,時機也各種湊巧,放到其他地方,這樣的項目可能就黃了。
  作爲一個地方政府的芯片項目,武漢新芯在前期的困境,在于缺乏、或者說也沒有能力與資源,劃分到一個全國性的芯片細分市場,當時政府有能力主導的細分芯片市場估計也沒有了。同時,地方政府在充分的市場化經營中又存在天生的短板,因而武漢新芯長達六七年的陣痛期也就在所難免。
  如此昂貴的學費,交起來著實心疼。但同屬中部的合肥,找到了一條無比精巧隱匿的捷徑,在武漢還在大交學費的時候,合肥卻早已在高科技産業中賺的盆滿缽滿,並且在近年進軍存儲産業中更是豪擲千金。
  合肥有個京東方
  爲什麽合肥的底氣這麽足?
  2017年底,在京東方合肥10.5代線産品下線前,合肥新聞聯播做了一個連續三期的《合肥有個京東方》的新聞聯播。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京東方科技集團副總裁、合肥區域總經理張羽表示:合肥是京東方的福地。
  十年前,中國是“缺屏少芯”,時至今日,這個詞變成了“缺芯少魂”。在半導體集成電路(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芯片)還在苦苦掙紮之際,半導體顯示行業已經異軍突起。
  1992年,當年輕的廠長王東升走馬上任北京電子管廠之時,他面臨一個棘手的爛攤子,一如當時中國許多地方的電子管廠。在陳舊、落後的電子管廠的遺址上,如何才能建立一個充分市場化、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科技企業?
  那些後來成爲傳奇、並撐起中國半導體産業的民族企業,在事後看來不約而同的選擇了技術自主的路徑。
  在無數國營電子管廠的遺骸上,長出了江陰長電和北京京東方這樣的世界級企業。盡管這兩家企業前身都是“電子管”廠,但在強勢企業領導人的敏銳市場洞察和大刀闊斧改革之下,他們都在行業周期的低谷選擇投資最難、最有市場前景的前沿科技。
  從1993年京東方成立、2000年登陸A股、2003年收購韓國現代的面板業務、到因屏周期血虧連續兩年ST,京東方的業績和股價就像過山車一樣驚險刺激,而這些都不能阻擋地方政府對于京東方屏産業的趨之若鹜。
  京東方一開始在北京興建5代線,每年帶動繳稅數十億,北京市政府還從因屏周期景氣上升的股價中獲利不菲。高端制造業的乘數效應,由此可見一斑。
  隨後2008年,合肥市政府在與深圳市政府的競爭中勝出,將京東方6代線招徕到了合肥,總投資額高達175億元,而2007年合肥市總計用來發展的財政資金也就是30億左右,除了85億的銀行貸款,剩下的60億資本金缺口誰來補?
  政府的信用背書爲市場化融資奠定了基石,在看到政府出錢之後,A股的機構投資者和散戶紛至沓來。
  這樣的操作不止一次,並且屢試不爽。在《合肥有個京東方》的新聞聯播中,合肥官方媒體說合肥市政府的操作已經被列入了商學院的教科書。每當京東方有新産線要投資,合肥市政府平台、京東方A股上市平台齊上陣,爲京東方的融資之路開辟光明大道。
  合肥市政府與京東方,猶如天作之合。
  京東方爲合肥市政府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是名,2010年,6代線的投産結束了我國大尺寸液晶面板全部依賴進口的局面;其次是實惠,京東方在合肥不僅投資的是生産線,還包括了智能制造工廠和數字醫院等項目,截至2017年底,京東方在合肥的投資已超1000億,即使只有10倍的乘數效應,京東方能夠帶動的總的GDP,也已經超過了合肥市一年的GDP總量,這還不是按照半導體工業100倍的乘數效應來算。
  京東方撐起了整個合肥經濟,這樣的論斷毫不誇張。並且,最重要的一點是,合肥市的高科技生態已然是“雞生蛋、蛋生雞、雞和蛋都留在合肥不想走了”。
  在《合肥有個京東方》新聞聯播中,京東方配套供應商合肥三利譜光電科技廠長任海東現身說法,說當時企業選址在武漢還是合肥猶豫過,但最終定址合肥,現在三利譜光電給京東方供貨可以做到零庫存。
  合肥與武漢爭雄之心,由此可見端倪。
  王凱(化名)曾有過芯片的創業經曆,現任職一家國內知名投資機構的芯片半導體領域負責人。王凱對CV智識表示,僅算一下合肥市政府平台所持有的京東方股票,巅峰時期的浮盈就有上百億。
  合肥市在京東方上賺了錢,走出來一條成功的模式,現在也正在大手筆投資芯片産業,補足産業上的短板。並且,合肥發展芯片産業,“上下同欲”,從國家(大基金、工信部等)、省、市、區層面都是非常認可的,並且長時間的曆練讓基層有了實際操作的經驗,這是合肥相對于其他地方不可比擬的優勢。
  在合肥市2017年左右開始的芯片産業布局中,有兩個項目最爲引人注目。
  其一是合肥建投和中国台湾地区晶圆代工企业力晶合作的晶合集成,旨在为京东方解决配套的面板驱动(LCD driver)芯片供应问题,其实还是在京东方那个“鸡蛋”生态圈里面;其二是与兆易创新合作的合肥长鑫,作为一只“省队”,合肥长鑫最近风头无两,但对于合肥市政府来说,合肥长鑫的存储芯片大业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独立于京东方的那个“鸡蛋”生态圈,合肥长鑫能否闯出一条路来还有待观察。
  根據王凱的觀察,從2017年開始,已經可以在上海、深圳等地頻頻見到合肥市區一級別的招商局工作人員,合肥正在與南京等城市爭搶芯片産業鏈上下遊的項目,承接來自一線芯片重鎮的産業外溢。與江蘇省內諸多地市的策略類似,合肥也在走內外兼重的道路,無論是內資芯片公司,還是外資公司,都在積極引進。
  而在今年,王凱感受到的一點明顯的變化,就是合肥市的招商人員跟産業界人士強調,合肥已不再屬于中部地區,合肥是長三角“三省一市”(安徽、江蘇、浙江、上海)的一部分。從區一級別的招商局來看,王凱認爲安徽與江浙滬的風格是很像的。
  “如果你跟江蘇各個地市的招商局有打交道,你會發現,他們招商局的局長姿態都很低,都是銷售型的人才,遇見芯片公司都要把他們給招過來,安徽也是這種風格,很明顯非常不同于中西部的招商官員”,王凱如是表示。
  縱觀合肥市的芯片半導體産業鏈發展曆程,合肥之創舉,確是“敢爲天下先”。
  在現行的産業政策體系和金融體系內,合肥市政府最大程度利用了所有的資源,爲區域內的靈魂企業—京東方加上了前所未有的杠杆,而合肥市這麽大一盤賭局最後也成功了,這離不開地方主政官員的判斷力、決心。當然,也更離不開一點,那就是京東方數十年如一日的高研發投入。
  從這一點來講,合肥市政府和京東方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這樣一個無比成功的案例,要求“官、産、融、學、研”各界的緊密配合,中間有一個環節脫節,對于高科技産業都是打擊,而這樣一個科技産業嚴密的運作體系的形成,有賴“天時地利人和”與“上下同欲”。
  外資芯片廠在二線的芯生意
  2012年,芯片領域的巨無霸三星存儲項目在西安市落地,作爲一個純粹的引入外資的項目,三星在西安的運作非常成功。
  王凱對CV智識表示,三星落地西安,是國家層面統籌規劃,最後選址落定西安,這個項目對于當地社會經濟的帶動十分明顯,韓國人一來,韓國人開的餐館、會所、學校都起來了,至于土地增值、稅收、就業等連帶效應,更是自不待言。
  “但對于純粹的外資廠,我們只能算經濟賬,不能算技術帳”,王凱表示。
  怎麽算技術帳?因爲中國的芯片半導體欠賬太多,而且還必須考慮專利來源的問題,很多地方政府選擇了和外資廠商合作,地方政府出錢、出土地,以此換取外資廠的技術轉移。
  但這個技術轉移的過程明顯充滿了曲折。成都市的格芯項目先前在重慶落地無果,在成都也以流産告終,根據集微網的報道,建好的工廠因爲有工程質量問題都沒有公司敢接手;福建省市與聯電合作的福建晉華項目,因美光的專利糾紛處于停擺狀態。
  王凱認爲,地方政府長官在地區的芯片半導體産業發展中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只要主政官員是學半導體出身的,就絕不對不會放過以芯片産業振興地方經濟的好機會,因爲他們太清楚這個産業巨大的帶動效應了。
  但因爲芯片半導體産業太難懂了,門檻很高,這個圈子又比較小,在主政官員離開之後,上馬的芯片項目還能否運轉下去,很多時候需要打一個問號,如果運轉不下去失敗了,錢基本上就打水漂了。
  同時,王凱向CV智識表示,區(縣)一級別官員,尤其是招商官員的主動性,對于發展區域性的芯片産業生態至關重要。省市級別的官員調來調去,但是項目落定之後可就不會跑了,後續發展如何,還看區縣一級別的官員怎麽來運營、構建這個産業生態。
  西安、成渝、武漢、晉江等地,區縣級別官員的主動性與長三角相比,差別較大。
  王凱認爲,以上幾地發展芯片半導體産業,均存在招商積極性不夠的問題。三星項目落地西安多年,除了三星自己帶過來的上下遊,區招商局帶過來的項目偏少。對比起來,南京吸引了一個台積電,其官員態度就更爲積極,天天往上海跑,招攬芯片企業,圍繞台積電豐富芯片上下遊。
  武漢、成都與西安的狀況類似,新芯在武漢發展了小十年,但是帶動作用有限,現在有了長江存儲,可能量産之後狀況會有所改變。成都與武漢的營商環境比較類似,格芯也是個很大的項目,但是流産了。
  至于福建晉華,可能是福建省之前以房地産、制鞋等産業爲主,一下子來個芯片半導體,地方官員需要較長的學習時間。
  在各地基層官員高科技産業的學習能力、意願與經驗跟不上的情況下,項目的任何外部因素變動都有可能造成較大的震蕩,把地方上的投資計劃打得措手不及。
  以格芯項目爲例,該項目主打低功耗FD-SOI特色工藝,國內市場不足以撐起來這個項目,同時,FD-SOI的産業聚群又集中在上海,加上格芯在2018年初的高層變動,同時導致了成都市格芯項目的實質性流産。
  上面所述的種種因素,皆非地方政府朝夕之功可以扭轉,但是晶圓代工廠的工程質量問題,就屬于比較初級的層次了,如果地方政府自己的基本功課都沒做好,錢砸出去怕是搞出來一堆被人遺棄的廢銅爛鐵,更遑論芯片産業的乘數效應。
  在做好基本功課的前提下,合作夥伴也需要審慎評判。
  中國台灣地區資深媒體人、TechEdge創辦人林宗輝向CV智識表示,台灣地區近來有部分芯片半導體企業與不少地方政府合作,因其本身可能具備一些技術類型,爲了進入大陸市場,經台灣地區當局審查後,可以將一些大陸有需求的技術轉移。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些企業有部分可能過去聲譽不佳,技術來源可能不明確,亦或誇大技術層次,雖與地方政府的需求一拍即合。但這些台灣地區企業管理層並非走長線發展,而是偏向“殺雞取卵”,在部分技術專利來源不可靠的情況下,合作方需要慎重考察。
  結語
  家底殷實,人傑地靈,才能做得了芯片。
  無論是武漢、合肥,還是西部的西安和成都,無不是舉全省之力建設的省會城市。在芯片戰爭的PK中,只有那些有錢、有人、有決心,還有謀略和智慧的城市,才能在二線城市的競爭中成爲佼佼者。
  而那些很早就意識到芯片半導體等高科技産業重要性的地方政府,在一開始的産業競爭中就走在了前列。
  隨著大的核心項目相繼落地,城市的科技産業上下遊逐漸配套成型,由此形成的集聚效應幫助城市進一步鞏固其既有優勢,同時,産業集聚所帶來的以乘數效應釋放的正外部性(包括了稅收、就業、人才、房價等),會強化地方政府的政策正反饋,最終使地方政府的産業政策得到延續。
  從這個角度來講,一個大的芯片項目,乃至一個核心的科技公司,與一個城市的成長是相輔相成的。在芯片半導體産業鏈中,居于核心地位的fab廠與IDM廠至關重要,一個城市只要能做起來一個成功的fab廠和IDM廠,整個産業鏈都能夠得到充分的帶動。
  大的芯片半導體項目的流産,對于一個城市來說是巨大的打擊,因爲這意味著一個城市由此失去了構建生態的能力。以成都爲例,盡管這個城市在如電源芯片等領域積聚了一些實力,中小芯片公司尚可,但中芯成都廠和格芯的先後挫折,使城市錯失了兩個極佳的大發展機遇。
  板凳要坐十年冷,在辛辛苦苦搞了十幾年科技産業後,武漢、合肥這兩個中部城市開始登上科技之巅。而一些城市著急匆忙上馬,不吸取技術引進的曆史教訓,很明顯有一些已經交了數額不菲的學費。對于芯片半導體産業,我們不妨多一些耐心,少一些急眼,用錢畢竟還是買不來技術。
  二線城市芯片半導體産業之強弱格局,反映出一個問題:地方政府自己搞芯片半導體項目,面臨一個非常陡峭的學習曲線。
  如果是比較強勢、帶動作用比較強的外資廠商,如三星、台積電等,地方政府自己要學習的比較少,因爲外資廠不給你技術,人家把所有的問題都自己解決了。
  但如果是聯合外資廠搞技術引進,其難度不可謂不小,因爲企業與政府角色互博的問題,地方政府可能需要付出相當高的學習成本,因爲地方上的兩種角色,本質上地方政府要經過兩條學習曲線的試錯與曆練,一條是怎麽去搞産業政策、服務好産業,並形成産業體系,一條是怎麽去辦好一個市場化的企業,而後者往往難于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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